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开始染指华北,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935年6、7月间,日军武力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不战而轻易攫取了中国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为全面侵华战争开辟了前进阵地。随后,日本侵略者又开始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唆使汉奸殷汝耕和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分别成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蒙自治政府。在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下,国民党政府为谋求对日妥协,被迫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于12月中旬成立了有亲日派分子参加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华北危机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1936年5月,日本政府悍然向华北增兵,将其中国驻屯军兵力由1700余人猛增至5700余人,中日关系更趋紧张。与此同时,驻华日军相继在成都、北海、海口、上海和北平丰台等地制造事端,气焰十分嚣张。到1937年,日本对华政策的重点,已由蚕食改变为以全面征服为主。日军参谋本部制订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大纲,计划以14个师的兵力,占领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一举灭亡中国。1937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不再进行华北分治工作真的到了不得已时,经过最大的忍耐后,准备给予致命的痛击。 在日本国内,1936年·二六政变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完全听命于军部。它在8月份制定的《国策大纲》中规定:日本根本国策在于国防和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广田内阁还在其《帝国外交方针》中定:当前集中力量解决中国问题,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

    为实现上述既定侵略计划,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行全面侵华  战争的准备。一方面,大量增加军事工业投资,加速发展重工业军事业;另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直接军费拨款,使日军数量技术装备水平得到迅速提高。1931年,日本常备军总兵力为23万人,居英、美、法、德、意之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第6,1936年则剧增至56.4万人,超过英、美、意,居资本主义国家第3位。至七七事变前夕,日本拥有200余艘大型舰艇,总吨位达190万吨;陆海军拥有各种战斗飞机约2700架。此外,还有在中国东北及华北扶持的伪军,共12万余人。

    1937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为逃避危机,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美、英、法等国虽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势力存在矛盾,但由于致力解决国内问题,以及出于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仇视,因而对法西斯国家继续执行所谓不干涉中立的绥靖主义政策,从而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

    苏联倡议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遭到英法等国反对后,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建设,并打破西方国家祸水东引的企图,不愿过早地、单独地与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直接发生冲突。这种形势,无疑给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以可乘之机。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已有准备的基础上,决心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完全形成,迅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国内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1936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政治主张。同年12月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此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不懈努力。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力量的增长,迫使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逐步由妥协向抗日方向转化。1935年冬,国共两党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开始了一系列接触和谈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内战局面,大大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从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936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始转变其内外政策,即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此为标志,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在华北前线,西安事变后,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开始向抗日方向转化。其所属的第29军,总兵力在10万人左右,驻防于北平、天津两市和河北、察哈尔两省。

    国共两党在政治上逐步实现第二次合作的同时,还进行了抗战的具体准备工作。为适应抗战需要,陕甘宁地区的工农红军根据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战略转变的顺利实现。首先是大力扩充部队,掀起习文练武的热潮。至全国抗战爆发前,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总数达7万余人。同时还帮助群众建立了回民抗日军江湖抗日游击队工人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等群众性抗日武装和团体。西安事变后,红军各部队加紧教育训练,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正规、系统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提高了部队的素质。1937年1月,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简称抗大),加强对抗战军事、政治干部的培养,至七七事变前共培训军政干部3800多人。另外,还开办了若干专门学校,培训了一批专门人才。第二,开展普遍深入的思想教育,针对红军中部分同志对国共合作的怀疑抵触情绪或盲目乐观、松懈麻痹思想,红军各部队政治机关及时对指战员行以时事和统战政策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纠正各种错误认识,统一了思想。第三,加强陕甘宁苏区建设,巩固抗战后方。为此,中共中央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取消原国民党政权颁布的苛捐杂税,保障富农的扩大再生产,对工商业实行保护,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建立和巩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加强行政领导,1937于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保安迁驻延安,更方便对苏区的全面领导;以一部兵力实行分区剿匪,将苏区内原有主要的43股土匪大部肃清,消除了红军出师抗日的后顾之忧。至七七事变前,陕甘宁苏区已相当巩固,苏区范围,北迄长城,南至淳化,西邻固原,东到黄河,总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抗战爆发后,这里成为中国抗战的政治中心和敌后抗战巩固后方。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在继续剿共的同时,也开始进些抗战准备。其军事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研究制定对日作战计划;整编陆军;扩建空军;整编和建立若干特种部队;构筑国防工事;改进军需生产;实行征兵制;实施普遍军训;改善国防交通,等等。为加速上述各项战备,国民党政府大量增加国防开支,1935年军费支出为3.62亿元,1936年猛增至9.9亿多元。但由于国民党当局预计中日战争将在1938年爆发,因而各项准备工作的完成大多以1938年为限,加以财政拮据,官僚贪污等多种原因,许多战备项目至七七事变爆发时尚未完成。尽管如此,上述各项准备工作仍发挥了一定作用。(参见《中国军事史略》(下),高锐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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