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边防的治理 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国在经济上最早实现由渔猎、游牧到农耕形态的飞跃,在政治上最早实现了由无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的过渡。由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差异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中国历代的中原的封建王朝与周围的少数民族地区,始终伴有程度不同的磨擦与冲突。这些磨擦与冲突,不仅关系到中原王朝政权的巩固,而且关系到少数民族的存亡与发展。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中,中原王朝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为主要内容,展开了中国古代边防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

中国古代边防的基本问题是所谓的华、夷问题。华,又称华夏,是指上古时期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融合后形成的部落联盟,后来就成为中原地区汉族人民人的自称。夷,又称四夷,是华夏集团对周围少数民族的统称,近代以后则指对中国安危造成威胁的外国侵略势力。华、夷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商代,地处青藏高原东部的周部族被视为夷狄之邦。然而,周部族后来在其首领姬发及其辅臣姜子牙的率领下,提兵东进,于公元前1066年灭商建国,史称周朝(又称西周)。周朝的建立,不仅使所谓的夷狄成为中原地区的统治者,而且向四周大大拓展了他所控制的地域,西至甘肃、青海,东至大海,北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南至珠江两岸,都在周王朝的控制和影响下。周朝前期(西周)的边防政策的重要目标,是加强对姬姜之外的异族特别是原属商朝的东夷、北狄诸族的统治。为此,周王朝推行封土建侯制度,把姬姜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以达以蕃屏周的目的。到了东周时期,周王室衰落,诸侯国崛起,出现长达数百年五霸七雄争霸称雄的混乱局面。至秦始皇翦灭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王朝时,夷狄与华夏实现了更大范围的融合。

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秦、汉时期,中原封建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开始明朗化。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中原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而黄河、长江流域之外的广大地区,仍被视为化外夷狄之邦。其中北部有匈奴诸部,西域有西羌、大宛、月氏、乌孙等国,东北有乌桓、夫余、高句丽等部,东南有南越等政权,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有部落和部落联盟百余个。秦、汉时期边疆地区的形成与发展,把在此之前千余年来就有的中原地区与四邻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奠定了此后2000年中国的封建王朝处理边疆、边防问题的基本框架。

把在中原地区以外聚居的少数民族称之为,既反映了中原地区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孤赏自傲,又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心理。在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在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综合作用下,中原封建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发生过多次的冲突和战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代中国的边防史,就是中原封建王朝政权和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斗争史。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受中原农业所积淀的民族特质制约,在长期奉行的以大一统为宗旨的和谐型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历代中原封建王朝也程度不同地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边防治理政策。同时,许多朝代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对中原王朝采取了比较温和斗争策略,促进了中华民族内部的交流、融合与发展。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边防的治理,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恩威并举,以恩和之。以武力征服和暴力掠夺的极端方式解决中王朝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在古代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是,能否做到抚慰与威慑的统一,修德与振兵的一致,反映了统治者治理边防的艺术和策略水平。中国古代的几位名垂青史、受后人景仰的雄略之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清圣祖(康熙帝玄烨)等人,都基本上称得上是这方面的成功实践者。他们在主张以武力征服为主要先行手段的同时,又倡导戎夏为一、四海一家的思想,在达到一定的军事目的后,适时罢兵休战,紧伴之以政治上拉拢、经济上支持、习俗上亲近的立场和态度,实行和亲、互市、朝聘、封册、招抚等有效措施,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臣服,以达固边利民、安邦强国的目的。如秦王朝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仍保留王、长的称号,称其为邦君,给予较优厚的待遇,并重用了一批少数民族人才。根据边疆地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生产力落后的特点,许多封建王朝实行了移民实边,兴办屯田,开展互市,加强边疆经济开发和建设的措施。从秦代始,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均有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和实行屯田的举措,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原的文明与发达,也吸引少数民族多次出现过内徙的高潮,从而使边疆和内地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

二是因俗而治,土流结合。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居住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往往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差异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如果硬要把中原地区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传统和行为准则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而且,中原地区与周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历史传统、社会状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能否做到因俗而治,因时、因地、因人而治,把委任土官治理与选派、任命流官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也是关系边防治理成败的关键性政策。从历史上看,这项政策的成功实施,是以承认和尊重连续少数民族有不同于中原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权利为前提的,又是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受中原地区影响程度的变化而调整的。如通行于元、明、清三朝,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的土司制度,就是根据中央政府政令、军令的畅通与否,及时作必要变通与调整的。清朝前期,当云、贵、川等省的少数民族受中原影响日前加深,而土司、土官又拥兵自重,形成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独立王国时,雍正皇帝果断进行了著名的改土归流决策,即将传统的土司、土官制度,改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官进行治理,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府县制。

三是适度而治,实行羁縻羁縻一词,在中国古代边防治理过程中,应用极为普遍。政治领域里的所谓羁縻,是指联系牵制之意,通常是指在不改变原有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联系的方法,施加中央王朝对边区政府的影响,从而建立一种既有地方的相当自治性,又使中央与地方保持相当牢固的政治关系的格局,保证国家和民族团结统一。历代王朝特别是秦汉、隋唐、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均在边地设置了大量羁縻性军政机构,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切实纳入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体系之中,有效地维系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完整。(参见《国防历史》(上),王中兴、刘立勤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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