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边防的不稳定性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改朝换代的频繁,中国古代边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朝代,表现了显著的差异。首先是边防的"边"具有较大的弹性。中国古代历史上特别是进入封建社会之后所指的边,有一定的确定性,如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总之,一切远离中原的周边地区,通常被视为边,亦即边防的治理范围。但是,具体到某个朝代,所指这的地域区别就比较大了。一般来说,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朝时期,如秦、汉、隋唐、元、清等朝代,边的范围区别不是太大,但是对边的控制和治理的程度,差别却比较大。秦汉时期,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虽也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羁縻政策,使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保持着某种联系,但总的看,无论是边境、海防管理机构的设置,还是边防政策的推行,都处在比较松散的迫不得已的状态。到隋唐时期,情况有了很大改善。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无论是边疆羁縻府州县的设置方面,还是边防驻军部署,对边疆民族的怀柔招抚和边疆经济的开发及文化交流方面,都逐步走上了正规化的轨道。如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置的比较稳定的羁縻府州,据欧阳修著作记载共达856个,比直接管辖的府州多一倍半。羁縻府州则由朝廷设在各地的都护府统领,负责慰抚、征讨、安辑、赏罚等事务。到了元、明、清时期,边防治理的章法更趋健全,许多历代的羁縻府州,已升级为直接管辖的州府,西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元代始,中央政权在这一自治性较强的地区加强了直接管辖,为创造全国范围更高层次的大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使中国疆域的基本规模进一步定型。忽必烈全盛时期的疆域,大体上也就是清朝乾隆时期的疆域。

古代中国在多个政权并立的分裂时期,边防的治理范围则依各个政权的控制范围而定。如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宋、辽、金时期,各个小朝廷的所谓"边",多指两个政权之间的争夺地区。"边"的范围与大一统时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就某些地区性政权治理某一方向上的边防情况而言,边防的治理范围并不一定小,效果也并不一定差,有的甚至有新的建树。如宋、辽、金时代的辽,其疆域东部到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和渤海,北部包括外兴安岭以北、叶塞尼河上游及其支流安加拉河流域和勒拿河上游地区,西抵阿尔泰山以西沙漠地区,南部接近河北、山西两省的中部,辖区面积等于当时北宋政权辖区面积的两部。辽建政立国200余年,在边防治理上也颇具匠心。它在用武力兼并了北疆分裂势力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原王朝的历史传统,把中原传统的州县制与反映游牧或渔猎民族特色的部族结合起来,在北部边疆地区设置了层次分明的特辖性政区,在管辖力度和水平上比唐代以前的羁縻府州更进一步。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代的政区,包括"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由于辽王朝的有效治理,使汉、唐以来松散的北部边疆地区成为更具内向功能的正式行政区,基本扭转了这一地区长期性动乱和分裂的局面,为此后元代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历代王朝在边防治理效果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边政策的正确与否。一般来说,当民族偏见、民族隔阂严重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特别是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容易采取过激的边防政策,人为地加深民族间的对立与对抗。当民族隔阂淡薄之时,统治者多采取比较缓和与开明的边防政策,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如唐代建国之初,高祖、太宗等帝王,对待汉族和少数民族基本上能够一视同仁,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如,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乱"。这与一些中原封建统治得及御用文人常把少数民族视为禽兽的民族歧视态度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正因为唐代初年采取的边防治理政策比较明智,有效地促进了内地和边疆的共同繁荣。唐太宗在其晚年总结其统治经验时不无得意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应该说,唐代边防治理的成功,与有比较正确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相反,明代的边防政策显得不够开明。明王朝为对付残元势力,严格限制长城内外的物资和文化交流,严格限制长城内的百姓出塞,而且强行将塞外居民迁就塞内,甚至采取放火烧荒、清边等手段,企图从根本上断绝北方部族的衣食来源。这种与北方民族长期敌对的国防政策,严重阻碍了长城以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加深了蒙汉、满汉民族的隔阂,激化了南北矛盾,以致成为加速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边防的治理水平,还与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突出特征,是一元集权化结构。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被理解为家庭式集合体,也是家庭的扩大和延伸。在古代中国这种家庭式的一元集权化结构中,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国王或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和握有最高的国家权力,是政治活动的唯一主宰,是权极位尊的家长。在皇帝和国王周围,不存在平行的、相互制衡的多元结构和分权机制,国家机器是以最高统治者为轴心运转的,帝王始终处在权力的金字塔顶端。因此,社会各个方面的治理包括边防治理的状况,有赖于被称为"万岁"的帝王个人素质的高低。帝王开明并具有雄才大略,就会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将边防治理得政通人和,安定团结;帝王昏庸并苟且偷安,则容易导致内乱外患迸发,周边支离破碎的局面。这一点,已为诸多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如清代前期的四代帝王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知识渊博,文韬武略兼备,论个人素质,都是中国古代史上数百个帝王中的佼佼者。他们在民族关系和治边问题上,都屡屡强调内外之民,俱为一体,无分内外的思想,从而有效地团结了汉族和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开创了著名的"康乾盛世"。(参见《国防历史》(上),王中兴、刘立勤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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