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边疆民族关系 边疆民族问题是边防史必然要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是一个多良族国家,少数民族大多数居住在边疆地区,形成了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孤形民族居住带。各族人民在开发边疆、保卫边疆,稳定我国疆域的斗争中,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由部落发展而成的基本原理,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多元性。早在远古时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形成了华夏、东夷、苗黎三种不同文化系统的氏族部落群。这些部落联盟相互兼并和融合,产生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棗华夏族。黄河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两大摇篮,同时或稍后,在华南的两广、闽台,西南的云贵,西藏的昌都、泽当、林芝等地,北方的新疆、宁夏、内蒙以及东北地区,也都生活着匈奴、突厥、氐羌、夷狄、鲜卑、室韦、鞑靼、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回纥、藏巴、西南夷、百越等少数民族。在此基础上,各民族经过长期的进步和发展,终于形成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的中华民族。中华一词,兼有族名国名多种含意,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

怎样看待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这是边防史研究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特别是古代夷夏之防中,边疆各少数民族和内地汉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接触和交融,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先秦尊王攘夷的边防思想,与边疆少数民族大批迁徙到中原地区,为秦汉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秦汉以后,尽管各民族间发生过战争和纠纷,出现过民族对抗、割据、分裂的情况,但是,各民族间的相互接近、相互吸引、相互依存,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富饶的疆土,共同促进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进步。秦代统一江淮流域的夷族,珠江流域的百越族,西方的戎族,四川的巴、蜀族。汉代降伏了匈奴,开辟了西域,特别是刘邦采纳了大臣娄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为历代所仿效,成为统治阶级联络边疆民族上层的政治政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一部分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大量迁入中原地区,另一部分汉族人民迁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居住,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华一体的民族意识和祖国观念得到加强。隋唐时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大发展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唐代,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政策,通过德化抚纳,较好地解决了突厥和吐蕃问题,特别是文成公主进藏和亲,建立了社稷如一,甥舅一家的亲密关系,为元代统一西藏奠定了基础。五代十国至宋、辽、金、夏这一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期,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边疆割据政权,在相互攻伐和相互对垒的过程中,都能够相互学习,相互融合。宋、辽、金、夏虽裂土分治,但都自称是行与国之大义,解诸夏之倒悬,它们在分疆而治的过程中,都强调天下混一华夷同风,使祖国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自两宋以后,中国历史上就不再出现大的分裂割据了。元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王朝,元政府实行民族分化政策,搞种姓制度,全国按征服时间的先后,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种姓等级。但是,用汉法治汉民是草原游牧民族统治中原的必行之路,元朝统治者认为: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元代大批蒙古人的南下和色目人的内迁,大量军队派到边疆民族地区戍守屯田,一部分汉族人民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避祸,都加速了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明代对瓦剌人的战争,以及在东北滨海地区设置奴儿干都司,对稳定北部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一直把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政局稳定和防止外来侵略联系起来,作为边圉久远之计。清政府在中央设置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和历代封建政权比较,清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和治理是比较成功的。历代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略和管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巩固边防,安定边疆社会秩序,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了积极和良好的作用。(参见《中国边防史》,郑汕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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