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修建的原因  数千年封建王朝历史中,来自北方外族的威胁对中原王朝来说一直是悬在头上的剑。统治者尝试过以和亲来稳定北部边疆,不过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是选择修筑或者加固长城。这主要不是因为中原王朝国力虚弱、军队怯战、敌不过游牧民族部落的强大,而是由于古代中原农业经济民族同北方游牧经济民族的矛盾特殊性所致。农业生产需要和平、统一、安定的环境,以利耕耘收获,发展经济和文化。而游牧民族则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其统治集团富有侵扰性和掠夺性。中原以大军出击,游牧民族则远走他遁;大军一撤,扰掠如故。正如汉人晁错所云:“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去矣。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这就是自战国中期以来多数封建王朝大修边地长城的根本原因。以首开修建万里长城先河的秦始皇为例,他深知自己军事力量强大,能够东灭六国,南平百越,“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可一举击败匈奴。但是,击败匈奴却不能征服匈奴和占有匈奴,无法改变其生活条件、环境和习性,也无法根除其飘忽无定、出没无常的侵扰之患。正是从一劳永逸的百年大计出发,秦始皇才决定对匈奴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一方面从军事上给匈奴以严厉的打击,一方面大修万里长城,确保边防的巩固和国家的安全。

    或许有人要问,当时为什么不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建设一支强大的战略打击力量,“御敌于国门之外”外呢?如果发问人站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会发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主动出击战略受到下列条件的限制:

    1、人力物力有限,技术手段欠缺。在古代即使没有人力物力的匮乏,运输手段欠缺和成本高昂,就足以导致重大问题。不论是汉武帝征匈奴,隋炀帝征高丽,还是唐玄宗“邀边攻”都曾经引民怨。以汉武帝征匈奴为例,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阶级矛盾尖锐,即所谓“盗贼滋起”,西汉从此走向衰亡的道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就是当时的时代写照。

    2、主动出击的政策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如唐军在西域打破突厥部落以后,河西地区就再也没有强大的力量了,结果黑衣大食趁虚而入,公元751年,与唐军高仙芝部战于塔罗斯(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唐军内葛逻禄部阵前倒戈,唐军大败。在西域安定之后,结果吐蕃、回纥等民族兴起,攻占陇右、煌中,切断西域唐军的后路,并于763年曾经一度攻占长安。据守西域的唐军从此孤悬域外,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坚持近半个世纪,公元790年,西域的安西四镇全部陷入吐蕃之手。也正是因为唐代开拓边疆着力过多,所以引发民怨并牵动国势,导致“安史之乱”,从此国势一落千丈,唐军再也没有回到过西域。以初唐实力之盛,也完全没有能力多路出击,击败所有游牧部落。那些认为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得观点是根本战不住脚的。

    3、道义的限制和游牧民族的生存权。杜甫曾有诗云“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长城就是一条这样的界限。而且除非把少数民族赶尽杀绝,否则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如果演变成在异域长期对峙,并不对“劳师以袭远”的一方特别有利,则是确凿无疑的。

    4、除了防御边患以外,汉民族在北方没有其他的重大利益。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在地理和气候上属于半干旱地区,比较适合发展畜牧业而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汉民族的发展方向是南下,历史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南宋末年,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因为南方气候适合于农耕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北方就仅仅是一个防御“寇边”的安全利益。所以全面出击和长期巩固的决心是不可能有的,安全毕竟只是生存的要素之一而不是全部。

    5、封建帝王的治国才能。封建社会实行“家天下”,子子孙孙世袭惘替,虽然其中不乏优秀政治和军事家,如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帝等,但多数都是从小在深宫中长大,或庸碌无能,或不理朝政,或刚愎自用。这些人治国无能,但却始终提防着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要想依靠他们建立一支强大的战略打击力量,时刻“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不现实的。

 

【字体:  】           2010-04-20 11:03             编辑: 江西国防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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