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建设与经济力量  国防建设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后盾。中国的国防历史,以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我们认识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就是,一方面,在通常情况下,发展经济应当优先于发展国防,因为富国才能强兵,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国防建设又必须量力而行,保持适度,实行“平战结合”的原则,并要为经济的发展创造相对稳定和平环境,起“保驾护航”的作用。

     强兵必先富国,这是我国国防历史实践所提供给我们的一条和要历史经验。从春秋战国开始,不少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就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说法,提出了“强兵之要,首在富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以农业为主阶段的实际,又进一步提出“富国首在重农”的问题。如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就说:“国家多粟在于农,……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说“甲兵之本,在于田宅”。在那个时代,凡是有所作为,立志图强霸的诸侯国家,莫不奖励农耕,发展生产,并同时禁奢侈,戒淫,减轻民众负担。实行这些措施的诸侯国家,或多或少地都达到自己的目的。秦以后,汉、唐、明、清各个封建王朝的前期,也都首先注意劝课农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开矿冶铸,减免赋税,从而奠定了国防强盛的基础,造就了国防史上的一代伟业。同以上各朝完全相反,宋代奢侈成风、“冗官、冗兵、冗费”成灾,府库不充,边用匮乏,加上朝廷政治等其他各方面的原因,终其300余年之历史,外患几乎从未中断,直至被强大的蒙古骑兵所消灭,史称“积贫积弱”,正好反映了宋朝经济危机同国防危机的内在联系。至于近代,满清王朝在东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一败再败,毫无国防可言,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战胜落后的封建社会经济的结果。当然,这已经不是古代奖励农耕的办法所能挽救的了。近人郑观应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业”。多少反映了早期中国资产阶级在富国的认识上已进了一大步。但不管怎样,强兵强国一定要首先发展经济则是确定无疑的。

    国防建设规模过大,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既有政治上的弊端,还会因为超过国家经济力量的支持极限而最终导致国家衰弱。秦  始皇筑长城,本来有着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摊子铺得太大,时间拉  得过长,民力征用过多,结果不仅成为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因之一,而且使得匈奴族乘中原内乱之机南下,造成汉初几十年北  方边境的严重危害。这可以说是国防建设规模过大招致负作用的  例子。隋炀帝三次征伐高丽,出兵号称200万,发民夫数百万粮械,终于弄得田园荒芜,民穷财尽,天下大乱。于是,北方强敌吐谷浑乘机归复旧境,继续侵扰河西诸郡。这也是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招致负作用的例子。唐玄宗时,面对弱敌,驻屯大军,且又鼓励边将生事邀功,屡屡轻易兴兵。最后,不仅空耗国力,而且完全葬送了大唐前程。这可以说是国防建设规模过大,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所招致负作用的又一实例。大军事家孙武说:“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且“夫印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国防建设以及与之有关的军事活动必须量力而行,保持适度,这是一个在规划国防建设时不能不特别慎重的问题。

    中国古代各族统治者为既节省财力,又保证军用,实现国防长固久安,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平战结合”的国防政策。其中历时最久,作用最著者,一是兵民合一的兵役制度。无论是先秦的民军制,秦汉时期的征兵制,隋唐时期的府兵制,还是明时的卫所兵制,大多是平时为农,战时为兵。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满清八旗兵制之初也是“出则备战,人则务农”,同前述各王朝的兵制情况也基本类似。这种兵民合一的兵役制度,不仅保证士兵不长期脱离生产,有利于减轻军费负担,而且有利于建立和保持强大的后备军,并能防止兵士养成走马斗鸡、游手好闲的风气,从一个侧面维护军队的战斗力。相反,宋代主要实行募兵制,满清入主中原后,八旗兵士专吃军饷,使国家负担加重,兵士素质也很差,严重损害了军队战斗力,削弱了国防根基。二是屯田制度。从秦汉开始,中国历代帝王多实行屯田制度。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一般都屯于边关,少数屯于内地。唐时府兵制,明时卫所兵制,实际上就是和军屯结合在一起的。实行军屯,兵士一手执枪,一手握锄,战斗、生产两不误。兵民合一的兵役制度和屯田制度,确实是中国古代国防史上的一项伟大创造。即使在军事技术飞速发展,军队高度职业化的今天,也不失其积极的借鉴意义。在中国古代国防建设实践中,之所以有些中原的封建王朝在北方游牧民族军队的进攻面前一挫再挫,甚至彻底失败;蒙古族军队之所以能够横戈万里,所向无敌,最后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都是国防与经济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即是否能做到因粮于敌,以战富国。因粮于敌,最早还是孙子提出来的。但他在提出这个命题的时候,还隐含着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心理。秦、汉以后,对于北方游牧民族,这个命题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掠乡分众”,“掠于饶野”,不仅成为获取支持北方游牧民族奴隶主政权经济力量的基本方式,而且也是游放民族奴隶主军队将士发财致富,拥有奴隶的一条捷径。北魏道武帝奖励杀掠的史实就能说明这一问题。游牧军队“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奴隶制阶段的北方游牧民族就不仅不“好战者民凋”,反而上下一心,愈战愈奋,所向无敌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所率领的军队发动起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地进攻,聚敛了无数财富,建立了领土空前广大的大元帝国。至于中原地区的历代封建王朝,他们是建立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田园式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这些王朝的统治者既不可能通过战争从戈壁沙漠中得到实惠,也无法认识到比农业经济更高级的其它经济利益的存在。他们,包括他们所指挥下的军队,得地不能久占,得人不足役使,徒耗军力,难有大获。一般说来,往往也就攻无长力,守无固心,以致遭到失败了。指出这一点,我们绝不是称羡掠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我们也绝不是强调古代中国北方游族的落后。中原历代封建王朝的汉族统治者,从来就是杀掠成习的,只不过掠夺的地点和方式不同罢了。我们只是指出,不应忘记这样的历史结论:有无经济利益的内在驱动和外在需求是国防事业能否迅速发展,并保证持久强盛的极其重要的因素。自然经济是很难成为培养积极的国防意识和尚武精神的土壤。(参见《国防历史》(上),王中兴、刘立勤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字体:  】           2010-04-20 11:03             编辑: 江西国防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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