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建设与统治阶级  国防建设与统治阶级的状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上的每封建王朝,当着他们的统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国家统一的时候,国防建设通常都会受到重视,得到加强。而当统治者昏庸无能,贪图享受,政治腐败、国内四分五裂的时候,国防建设就会遭到削弱,甚至引狼入室,卖国求荣。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国防建设有着如下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一是从整个历史看,我国古代前期国防日趋发展,日益强盛,以至于发展到鼎盛。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以致于到盛唐,都是如此。其后,国防便日趋衰微,日趋败落,以至于衰败到一解即溃,不可收拾的地步。从中唐到两宋,最后到晚清,就是如此。其间,虽然盛唐之间有两晋的糜烂,中唐以后有明代、清代中期前的振作,但整个封建社会的国防事业由盛而衰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二是从汉、唐、明、清等几个大的封建王朝看,国防事业也都是由兴而盛,由盛及衰。其间固然不乏极盛之前的短暂失落,衰败之后的一时复兴,但终其一朝由盛及衰的基本趋势还是没有改变的。蒙元势力异军突起,威震欧亚,曾经造就了国防史上的空前伟业。但这却是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一种例外。中国整个国防历史以及若干重要封建王朝的国防史,都呈现出一条由盛及衰以及衰盛交替的波浪式演进的轨迹。这种状况,同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以及若干重要王朝社会政治史也都呈现出由盛及衰以及衰盛交替的波浪式演进轨迹的状况是完全重合的。造成这种重合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一是从整个历史看,在前期,封建地主阶级刚刚诞生或正在发展。那时,他们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生气勃勃、蒸蒸日上,是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有朝气的阶级。那时,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奴隶主贵族。在推翻奴隶制度,以及同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斗争中,他们同农民阶级有着某种利益上的一致性。他们的政策也在某种  程度上能够体现和保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因而也就能够赢得农民  阶级某种程度的支持。他们为巩固或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多少能够采取广开言路、选贤任能、重农扶本、轻徭薄赋和抑制豪强等措施;多少能够团结国内少数民族,维护国家统一;也多少能够勇于纳谏、勤于政事,肃贪养廉、自奉俭朴,并必然要注重军队与边防建设,注重战争准备。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能够采取措施缓和阶级矛盾,推动经济发展,积聚国防力量,启用军事人才,经略四方、威服宇内,当然也就能够在强敌犯境之时敢于挥军出击,扫清外患,使国防巍然屹立,不可动摇。到封建社会的中后期,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这时,封建地主阶级已经由一个新兴的革命的阶级逐步演变为没落的、反动的阶级。这时,他们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们把人民作为主要的敌人,视人民为心腹之害,视外敌为肢体之患,坚持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政策。不仅如此,统治阶级内部皇权与相权、皇权与将权,以这个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一方面,他们不得不集中力量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他们还终日你争我夺,自相残杀。这时他们已经不能团结国内少数民族,甚至有意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他们失去了当初那种自强不息的势头,亲小人,逐贤臣,堵塞言路,狂征暴敛,耽于淫乐,不理朝政。这时,他们或者置外患边防于不顾,将军队主要用于镇压反抗情绪日益高涨的人民,或者根本没有精神和兴趣关心兵事防备了。自然,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已经远远没有决心和能力同敌国在广阔的领域内一决雌雄,甚至连国门也难以守住了。

    二是从汉、唐、明、清若干具体的重大历史朝代看,每一封建王朝前期历史朝代看,每一封建王朝前期,统治者刚刚从长期的农民起义、军阀混战之后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那时,他们立足未稳,却经验丰富,富有作为,同农民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利益上的一致,因而他们也能够实行一些开明的政治措施,并注意发展生产,加强武备,其结果也就能够增强军事力量,形成强大的国防。上述王朝中期,这些王朝的君主尚能够承借祖宗的余威,保持边关无事,但各种弊端已经开始出现。到了晚期,历朝统治者承平既久,旧病复发,国内各种矛盾重新激化,使国防再次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下坡路的时候创立了他们的国防奇迹的,当时,蒙古族处于由部落社会向奴隶制国家的过渡之中。所以,蒙元国防奇迹实际上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民族战胜日趋没落的民族的奇迹。蒙元势力的崛起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主线并不相干,但同样是社会政治状况决定国防建设的明证。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者确立了积极、进取的国防战略指导方针而攻城掠地、大获全胜,或一洗前朝大恨,或威加四方的史实,与统治者因为坚持消极避战、专守防御的国防战略指导方针而一败再败、卒至亡国裂土的史实都不乏其例。所谓积极、进取的国防战略指导方针,大致包括这样三种情形:一是在相对和平时期,励志奋发图强,整军备战。西汉初年,东汉初年,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前期以及明成祖朱棣永乐前期,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的共识是:天下虽安,忘战必倾,他们除了采取政治上、经济上的一系列措施外,都特别注重训练军队,改善装备,进行战场建设,并广泛开展国民尚武教育,鼓励人民从军征战。在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之后,他们也都最终铺平了国防建设的道路,奠定了强盛国防的雄厚基础。二是在条件具备与形势需要之际,敢于实施战略反攻,远程奔袭。汉武帝千里出塞,大破匈奴;唐太宗大军奔袭,攻灭突厥;明成祖五次亲征漠北,重创瓦剌、远逐鞑靼;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噶尔丹,维护了祖国西北边疆的统一,粉碎了沙俄的侵略阴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规模、大纵深的战略反攻,才从根本上扫清了外患,实现了较长时间的边境和平安定,并成为这些朝代的国防走上强盛时期顶点的标志。这些时期积极的、进取的国防战略指导方针,是相对和平时期积极的国防战略指导方针的合理发展和逻辑归宿。三是誓在一统天下,不断发动进攻。嬴秦在100余年间,攻赵,败楚,降韩,收燕,伐魏,最后扫灭齐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一往无前,永不休战,先后攻灭花剌子模、康里国、阿富汗,袭印度、征服俄罗斯,孛烈尔(波兰)、马扎儿(匈牙利)、不里阿耳(保加利亚)一直打到了意大利,并讨伐波斯(伊朗),进军苫国(叙利亚),还东渡攻日,又灭金、灭西夏,最后灭亡宋朝,创立了举世皆惊、亘古未有的军事奇迹。秦、元两朝在其换代之初从来没有停止过进攻,并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实现了统一大业。立国以后,他们也还多次对外发起攻势。这一类,具体分析起来情况比较复杂。但单纯从国防战略指导方针的行为类别上讲,也应说积极的、进取的。其中,有的适应了社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需要,如秦国;有的带有侵略扩张的性质,如蒙元。不宜一概而论。历史上实行消极的畏缩的国防战略指导方针最典型的时代莫过于两宋和晚清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苟且偷安,守内虚外,畏敌如虎,在相对和平时期耽于安乐,罢兵息武;在强敌进攻面前一味防守,甚至避战不出,望风而逃。哪怕是可以反击或者由于人民的抵抗已经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依然不敢出战,仍甘心受制于人,让敌人不胜而胜,使自己不败而败。辽宋澶渊之盟,以及中法战争的结局便是如此。自然,最终也就不免使国防崩溃,主权丧失,割地称臣,人民遭殃。积极进取的国防战略指导方针具有天然优势的属性。这是因为:在阶级斗争完全消灭以前,国家与国家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经常可能激化。特别在势均力敌或我弱敌强的形势下更是如此。有备无患,要想在国防斗争中争取主动,避免劣势,就不能不加强国防建设,做好战争准备。

    先发制人,后发则制于人,这是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也是国防斗争的一般规律。孙子和清末的裕谦都明白地阐述了这一道理。孙子说: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已者也。裕谦则说的是:彼可并帮来犯,我则必须扼要分守,彼可数日不来,我则必须时刻防备,已成彼众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劳之势。进攻者兵力集中,时间在握,势锐气盛,在战争中一般拥有主动权,而防御者一方,则始终意味着准备挨打。所以,与其我备于敌,不如敌备于我。这应当是积极的国防战略指导方针的最高境界。

    总之,只有实行积极的进取的国防战略指导方针,才能制胜于未战,威加于强敌,扫除外患,断绝祸根,巩固和平,才能真使国防强固起来。(参见《国防历史》(上),王中兴、刘立勤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字体:  】           2010-04-20 11:03             编辑: 江西国防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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