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建设与军队  国防建设重要的是建设一支足量的、有战斗力的军队。古往今来,军队是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管理良好、有战斗力的军队,则是国防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众所周知,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国家,也就有了国防,也就有军队。军队是国防的基本支柱,也是一个国家国防的基本标志。没有一支足够数量的常备军,就没有国防的起码保证。西晋武帝即位后,悉罢州邵兵,导致了其后的东晋、南北朝300余年中国长期分裂,外患不止的政治局面。唐高祖李渊时,以为天下已定,立意放弃武备,撤销了12军(按:即十二个军区),大讲文治德化。不久突厥又南下寇犯,四处杀掠。于是李渊又决定重新恢复12军,以加强军事力量,对付突厥。明末海防松驰,广东海防兵员缺编百分之七十,福建海防兵缺编百分之六十。当时倭寇猖獗,屡犯不止,这是一条重要原因。

    无兵不安,这也为历史所一再证明。但是,军队数量同国防强弱并不成正比。相反,军队数量过大,可能军力更弱,国防也更糟糕。最典型的莫过于北宋王朝的中期以后和后来的晚清时期。北宋中期有军队120万,为初期的6倍,军费开支占国家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但它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老弱病患,短小怯懦”,“游嬉于廛市之间,以鬻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士兵”。他们不搞训练,骑兵不能披甲上马,弓手射箭一二十步就已堕地。宋军的纪律更坏,不仅在战场上望风而逃,甚至杀戮自己的人民,强抢民女民财,捆绑地方官吏,逼取钱粮。以至于羌兵、契丹兵听说和宋军作战,“辄举手相贺”。这支军队,在同剽悍骁勇,能征惯战,重死轻生的辽、金、蒙古族的军队作战中,遭到连战皆北,最后全军覆没的命运是必然的。晚清军队比宋军的情况更糟。宋军有的毛病他们全有,除此之外,还增加了抽大烟,走私贩私,花钱雇人站岗,行军时雇人抬轿子,等等。至于战争中的表现,道光皇帝自己说:清军“将懦兵疲,全无斗志”,“临阵脱逃,几成习惯”。魏源说:清军“无所谓用兵也,但闻调兵而已”。清军曾有80万之众,但由于素质如此之差,纪律如此之坏,在同每次发兵少则几百,多不过十数万,且又远道来袭,后继无援的西方列强交战时,一向都是败多胜少,直至无可再败。

    古人说“兵贵精,不贵多”,“兵不在多,贵乎精”。因此,相比起来,军队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进一步讲,“精兵之要,首要选练”。要严格入伍标准,严格军事训练,严格军队纪律,同时,还要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些道理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从国防史上,又很难找到几个历时较久的朝代自始至终保持精干、强大军队的例子。

    和平时期,军队战斗力普遍下降。曾经空前强大的唐、宋、元、明、清诸朝军队也都是如此。尽管在下降的过程中,也许还有过短  暂的、局部的重振,其实只如回光反照而已,下降的趋势却是无法  改变的。这样的军队到了战争时期,其战斗力也未必能够改观。或许认为战争环境有利于军队除弊兴利,重振雄风,其实不然。宋、清两军连续作战百数十年,越战越弱,毫无起色,就是证明。仅就和平时期而言,导致军队素质退化,战斗力下降的内外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就其主要之点而言,应当是:在缺乏战争威胁的客观环境中,最高统治者不能正确处理文治与武备的关系,往往看重文治,忽略武备,发生政策上的偏差;中产阶级与一般群众承平既久,习于安乐,尚文耻武,逃避兵役军事,出现厌战情绪;而一般将士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往往视训练操守为苦事,躲之惟恐不及,更不用说专心教战,研习战阵、军事了。

    当然,导致军队战斗力低落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政治制度,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其它一些问题。我们曾经谈到社会政治状况对国防建设的一般影响,具体到对军队素质与战斗力的影响恐怕还要涉及到如下一些问题:一是世袭制度。开国皇帝生于烽火,起于战乱,都有经略天下的雄心和艰苦激烈的战争实践经验。因此,他们能够重视也有办法建设一支素质较为优良的军队。其后,除了个别中兴之主外,一代不如一代,很难说还有什么军事经验和管理才能,因此也就不会重视或者没有能力抓好军队建设了。二是名将现象。中国古代有一些名将,他们领导过一支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能征善战,也很有名气的军队。例如岳家军、戚家军,等等。这些名将及其军队的辉煌战绩和宝贵经验在中国历史上曾广为传颂。但是名将故去之后,这些著名的军队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名将是不常有的。和平年代尤其如此。我们对一些名将的故事耳熟能详,正好也能说明这一事实。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都是人治的社会,即使有过所谓的“法”,也不过是“口含天宪”而已。在这样的社会里,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再有效的措施也管不了几年,再好的经验也不能传之久远。军队自然不会例外。

    南宋时有个名叫郦琼的人,降于伪齐之后,对金人宗弼说:“(南宋)江南诸师,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制敌决胜,决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先遁。……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纵有大罪,乃置而不诛”。这样的风气,谁能有心训练,谁愿意遵守纪律,谁能够奋勇杀敌呢?所以,郦琼又说:“不即复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起耶”?各朝军队风气败坏时大都类此,晚清尤甚。由此可知,建立和保持一支训练有素,管理良好的军队,大概首先应当注意解决好如下问题:和平时期,科学判断国际环境的变化趋势,正确处理文治与武备的关系,注重军队建设;教育人民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建立关心国防事业,支持军队建设,尊重军事职业的长期行为;坚持“兵可年不用,不可一日不练”,鼓励军人敬业乐业,爱军习武。与此同时,还应建立起一套能保障军事训练和军队纪律的法规体系,根除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弊端。要从上至下地清除军队内部的腐败现象,改变军队风气,振作士气军心,把将士的兴趣和精力引导到军事训练和作风养成上来。

    国防历史告诉我们,当军人待遇菲薄、地位卑下,前途未卜的时候,他们就很难具有一往无前、浴血奋战的英雄品格和忠于职守、鞠躬尽瘁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古代中国军人命运,首先反映在下层军人命运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军功制度的盛衰之中。从春秋战国到两汉是古代军功制度的全盛时期。春秋初起,各诸侯国为争雄图霸,无不重视励士以及建立系统的军功奖励制度。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或者为兼弱攻昧、统一中国,或者为抵御侵略、救亡图存,无孔不入竭力健全和拼命地贯彻军功制度。在此期间,楚国吴起和秦国商鞅所建立的军功制度最为著名。战国时期军功制度的鲜明特点是:军功同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的尊荣相一致。奴隶如立有军功,就可以获得解放,上升为自由民。自由民和奴隶立有军功均可以获得爵位,受到擢升,就可以成为贵族或高级军官。立有战功者还可获得土地、住宅、财物、奴隶的赏赐,从而成为中小地主。在社会生活中,有功者具有理所当然的显荣,具体表现在服饰器用的区别,宴饮朝会的顺序等方面。军功大小不同,获得的奖励等级也就当然不同。立功标准非常明确。兵士斩敌首多少各立什么功,将帅领兵作战获胜大小各立什么功,条件十分客观,没有弹性;且完全公开,不以上司的好恶为转移。坚持“尝(赏)贵小”的原则。军功奖励主要用于兵土和下级军官。在当时,“虽富无所显荣”。无功,尽管有钱也不能拥有良田,不能骑高头大马,不准住豪华的住宅,不准穿漂亮的衣服。与奖励军功相联系的是激无功、罚有罪。没有军功的人被迫在各种场合公开丢脸。兵士畏战避敌的或者降为奴隶,或者处以极刑。宗室(贵族)无功的一概剥夺名位、食邑,战败的同样施以重刑。同“尝(赏)贵小”相对应的,正是“杀贵大”。战国时期的军功制度内容丰富,措施完备,并能贯彻到底,建立不久就达到了中国古代军功制度的顶峰。它由于开辟了自由民与奴隶获得解放,取得爵禄,拥有财产,改变地位的唯一道路,而成为催生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推动兼并战争的巨大动力。当时,“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尚武任勇,蔚然成风。最终,因为军功制度实行最力,坚持最久的秦国,横扫六国,建立了统一中国历史伟业。汉王朝军功制度继续得到坚持。汉初,刘邦为安固刘氏天下而提出的两条既定方针之一就是:“非有功不得封侯”。终其400余年之历史,沙场立功,杀敌封侯,往往成为有志青年的平生志愿。而因征战有功从一介平民擢升为大将军,如霍去病者更是不乏其人。军功制度实施的结果,使两汉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国防也十分强大。两晋时起,政治腐朽,门阀制度盛行,世家大族把持仕途,军功不再受到重视,同时士兵的社会地位渐趋卑贱,经济待遇十分微薄。梁武帝时,曾在一诏书中将“兵、驺、奴婢”并列,就可见一斑。这时,人民逃避兵役,士卒大量逃亡,“发召兵士,皆须锁械”,至于整个军队,每每望风而逃,不战自溃,毫无战斗力可言,国防形同虚设。与两晋相反的是,北朝此推崇武功,不拘门阀,力战可能晋升,同时也很注重改善士兵持的地位和待遇,因此在同南朝军队的作战中往往获胜。最终结束分裂,重新统一中国的就是杨坚率领的北朝军队。

    中国古代军功制度的第二个兴盛时期是隋唐。族望和武功社会政治意义的变化集中反映了这一历史。东晋以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门阀世族制度盛行。大姓望族,童稚可封上爵,平民百姓,力战无由升迁。到代周灭陈的隋朝,就把代表世族制度的“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武功重新抬头。唐太宗出生于北方,建功于疆场,对世族制度深恶痛绝。他曾说:“齐据河北,梁、陈在江南,虽有人物,偏方下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谋臣劳士以忠奋军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耶?”他表示要奖励军功,贬抑世族,并同意烧毁册记世族谱系与尊卑秩序的《氏族志》。从此,军功显进,世族瓦解,不仅平民百姓认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而且原先世族的子弟也积极投身军旅,寻求武功了。盛唐有名的边塞歌诗就反映了当时以从军戍边为荣的情形。加上唐王朝优待士兵,士兵服役期间免除租税,卫府番上时给以“侍宫”荣号,士兵父母死亡皇帝派员吊祭、封赠官爵,唐朝军队一时强盛无比。唐太宗夸耀:“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应当说,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

    晚唐以后,军功制度不断衰落,一蹶不振。大多有功者不得擢升,懈怠者可保尊荣,战败者反受重赏。有时虽有奖励条款,其实形同具文。士兵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也不断下降。宋王朝时,士兵不仅脸上刻字,形同囚徒,俸给还遭到上司层层盘剥,“褴褛枯瘠”,十分凄惨。明朝末年,士兵“一月之饷,不足易升斗之粟”,衣食几近无着。至于晚清,除镇压农民起义的湘军、淮军外,海员则“半系栉工修脚贱佣”,洋兵未到,“即欲纷纷四散”。这些时期的军队战斗力和国防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在阶级社会中,士兵的命运即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反映了级对立的状况。士兵一般来自人民,来自社会下层。当士兵待遇较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时候,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当土兵经济待遇菲薄,地位卑下的时候,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显然,由于处于严重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为压迫剥削他们的统治者和国家而奋不顾身地去战斗的。另外,即使阶级矛盾并不十分尖锐,相对来说,士兵社会地位卑下与经济待遇菲薄,也反映了社会对士兵的歧视和社会分配的不公,这同样要导致士气低落。军功制度不仅符合一般军人的利益,而且更加符合下层军人特别是士兵的利益。严格实行军功制度,使征战立功者能够改变低级军官和士兵原来的处境,获得政治上经济的好处,他们当然就会戮力用命,乐于远征,效死疆场。反之,可能厌战避敌,消极防守,但求自保。国防历史告诉我们,军功制度的盛衰,其实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关系发展的过程决定的。励行军功制度的时候,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成长壮大,同平民阶级有着某种程度结盟的时候,或地主阶级中的某一部分正在扩展自己的势力,需要农民阶级给以某种支持的时候。当那种结盟和支持已经失去了意义的时候,军功制度就逐渐废驰,或者徒有虚名了。国防历史还告诉我们,军人命运即所谓社会地位和待遇状况与军队的战斗力并无必然的联系。历史上就有这队,如清王朝后期的八旗兵,他们养尊处优,待遇丰厚,但并没有作战。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和待遇是荫袭祖宗,与同军功制度“非战无所得禄,非功无所显荣”的基本原则正好背道而弛。

    中国古代军人的命运,还反映在军事将领们的反常经历之中。历史上流传最广的故事之一,大概就是岳飞屈死风波亭了。对于这件事,人们在愤慨叹息之余,可能会感到奇怪,忠君爱国,抗金功著的英雄为何反被他所热爱的国君杀害?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仅就岳飞而言,他主张北伐,迎还“二圣”,犯了宋高宗赵构的大忌,是最直接的原因。而更深刻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和军事将领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皇权对每一个得到它和有可能得到它的人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作为皇帝来讲,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作为握有重兵的军事将领来讲,不乏有人想取而代之。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侯王叛乱和藩镇割据,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黄袍加身”、改朝换代,也造成了帝王对军事将领的深刻猜忌和严重警惕。每当军事将领尾大不掉或羽翼渐丰的时候,帝王们都必欲去之而后快。哪怕军事将领绝无取而代之的意思。杀戮功臣,在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候就开始了。扶助越王勾践复国的文种就是这样被杀的。到了汉朝,最著名的是韩信的遭遇。当初,汉朝将兴,谋士蒯通曾对韩信说:“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劝韩信背汉自立。韩信不听,后果被刘邦所杀。从此,“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甚至敌国未破而谋臣已亡者,史不绝书。唐朝时,诗人刘禹锡就曾针对韩信的遭遇,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世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宋朝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腐败,杀戮或打击功臣勋将的事例也愈演愈烈。“黄袍加身”的典故就出在宋太祖赵匡胤身上。即位以后,赵匡胤为防止武人拥兵自重,步其后尘,取而代之,立即“杯酒释兵权”,并定下了以文制武的家法。有鉴于赵家的用心,当时就有人说:武人从此“固以容身为厚福,而畏建功以取祸”矣!可是,岳飞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偏偏要奋勇作战,并屡败金军,名声军威震惊朝野,加上前面说到的原因,这就不能不使宋高宗寝食不安,并最终决定除掉岳飞了。

    在中国历史上,爱国将领、民族英雄一是因为奋勇作战、功高震主;二是因为刚正耿直,“工于料人而拙于谋已”,或者被打击陷害,或者身首异处、累及妻子,很少有几个能有好下场。在岳飞之前,东汉南定交趾的名将马援遭受“明珠之谤”;唐朝时制胜吐蕃的李光弼,不为代宗所容,郁闷而死。在岳飞之后,明末著名民族英雄戚继光被迫辞官夺俸,晚景凄凉;于谦则同岳飞一样,为皇帝杀害;晚清林则徐虎门销烟,力拒英军,反被革职发配,流放新疆。这些,是最著名的一些民族英雄的结局。其余的,就不胜枚举了。

    帝王忌刻功臣,并不始终希望军事将领建功立业,反倒放纵和特别能够宽容军事将领腐化无能,面对这样的现实,除一些有野心的军事将领干脆铤而走险、起兵造反,制造分裂以外,有的就功成身退,邀游五湖,如春秋时曾和文种共事的范蠡;有的就归隐山林,埋头故纸,如汉初张良;有的就纵情声色,广置田宅,聚敛财富,讲究享受,以示无意兵权,如秦时王翦,唐时的郭子仪;至于不理军政,专事逢迎,投机取巧,以求邀宠固宠的,就比比皆是,举不胜举了。更加令人可怕的是,除个别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外,在面对外患的时候(镇压农民起义的情形与此不同),军事将领们大都根本不愿打仗,每每畏战避敌,消极防守,以至于不战即退,望风逃跑。清末诸将一般如此,甚至数日之内狂奔千里而并无丝毫惩罚,原因之一就在这里。有功难免杀身取祸,无功可以高升善终,战败能保平安无事。在这样的环境中,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已属上乘;而宁可失地、万勿求胜者则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造成这种反常现象,是由封建专制制度决定的,作用于古代中国军事将领的负激励机制。

    应当说,这是古代中国军事将领的悲剧,也是古代国防建设的悲剧。(参见《国防历史》(上),王中兴、刘立勤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字体:  】           2010-04-20 11:03             编辑: 江西国防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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