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 (1886.12.1~1976.7.6)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阿生于四川仪陇马鞍场李家湾一个贫苦佃农家庭。原名代珍,曾改名建德,字玉阶。幼年入私塾。1906年入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市)中学堂。1907年在成都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1908年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1909年在昆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冬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在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到云南新编陆军当副目(副班长)、司务长。同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在推翻清王朝的昆明"重九起义"中,任队官(连长),率部参加攻陷总督衙门的战斗。后参加援川军,支援四川起义军。1912年回云南讲武堂任军事教官。1913~1915年任滇军营长,多次在云南边境山林中与法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土匪作战,初步取得了游击战的经验。1915年任副团长、团长,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1916年率部入川,在纳溪战役中运用夜战、白刃战和迂回侧击的战术,以少胜多,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1917年升任少将旅长,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后,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为寻求革命真理,于1922年抛弃官职,到上海、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曾先后拜访孙中山和陈独秀。同年9月前往德国留学。11月,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在格廷根市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军事,并领导格廷根中国留学生会。同年底返抵柏林,专门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春,曾要求到苏联莫斯科学习军事,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他从参观德共领导的准军事组织的演习等活动中,逐渐领悟到革命要成功,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的真理。同年,因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7月被驱逐出境,转赴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又到莫斯科郊外一个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任队长。在此期间,他注意研究苏联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结合自己过去作战的经验,提出"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并设想回国后"必要时拖队伍上山"。1926年夏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往川军杨森部,做争取该部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工作。并参与领导了反抗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的斗争。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杨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领导四川泸(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战争。1927年初,遵照中共指示,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培训军事干部,发展中共党员,并不断派出学员,帮助和支持工农运动。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拨出枪枝武装江西省农民协会组织的农民自卫军。6月到武汉,在汪精卫叛变前夕表示:如果大革命失败,就上山打游击。

1927年8月1日,参与领导南昌起义。起义前夕,他在掌握敌情、部署力量、麻痹敌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迅速全歼南昌守敌创造了条件。起义后任第9军副军长、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失利后,他和陈毅等一起,在强敌尾追、孤立无援、军心涣散的严峻局势下,率领余部坚持斗争,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到农村寻找立足点。为了保存和改造南昌起义军余部,他在赣南的天心圩、大庾(今大余)、上堡,对所部进行3次整顿,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和基层政治工作,加强组织纪律建设,领导部队由单纯打仗转变为同时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进行打土豪的斗争;开始实行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他还指出,今后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

1928年1月,同陈毅等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所部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并将农军先后组编为第3、第7、第4师和两个独立团。他指挥坪石战斗,灵活运用伏击战术,接连打垮国民党军许克祥部6个团;起义后还建立了5个县苏维埃政府和湘南苏维埃政府,实行插标分田,把工农革命军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同年4月,同陈毅率起义军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军长。5月,与党代表毛泽东共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对革命游击战争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同毛泽东共同指挥红4军进行了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挫败国民党军多次"进剿"和"会剿"。在此期间,他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树立了红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共苦的楷模。朱毛红军以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中国革命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9年初,他同毛泽东率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后转入闽西,在中共地方组织和群众武装的配合下,相继建立了赣南、闽西苏区(以后发展为中央苏区)。12月,他在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并参与制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5月,与毛泽东召开红4军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的经验,制定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6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总指挥。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此后与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一起,领导部队实现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游击性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11月~1931年9月,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在这期间,红军形成了以弱胜强的一系列作战原则。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7月,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论述了红军的阶级性质、历史任务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必须"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要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政治训练,提高军事技术,遵守铁的纪律,进行集中的领导和统一的训练。还指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这些论述,对进一步明确红军建设的方向,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11月,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选为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行委员,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主席。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他和毛泽东等共同探索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实践,为革命的发展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1933年春,他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大兵团伏击歼敌的战法,在地方军、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于黄陂、草台岗等地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近3个师,挫败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6月,发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提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阐明了采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和周恩来、王稼祥一起,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错误的战略指导,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1935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继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同年1~5月上旬,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以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8月,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他和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张国焘对抗党中央北上方针,在过草地时悍然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此时,他虽身陷逆境,仍坚持拥护党中央的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并深入到部队中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性和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团结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再次北上,同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道,继续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对于红一、二、四方面军最终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开展新的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6月,他兼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的军事研究委员会主任,领导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开展军事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8月下旬,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参与制定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被任命为由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委分会)书记。率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重大胜利。10月,与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从而加强了中共对八路军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华北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陆续开辟了晋察冀边、晋西北、晋冀豫边和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先后挫败了日军对晋察冀和晋西北根据地的多路围攻。1938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重大意义和战略作用。同年3月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1939年3月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晋东南地区八路军和部分国民党军,挫败了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九路围攻"和向晋西黄河河防的进攻。随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组织八路军各部挺进冀南、冀中、豫北和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经过积极作战,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各大抗日根据地成为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军。

抗日战争期间,他模范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争取中间力量,对国民党军进行了真诚、细致的团结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磨擦,向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时,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3月,他和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在平汉铁路 (今北京-汉口) 东西两侧先后进行了卫(河)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痛击顽军石友三、朱怀冰部,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5月,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8月,与在前方的彭德怀、左权联名发电,部署八路军在铁路交通线开展破击战,后发展为百团大战,沉重打击日军。他在协助毛泽东指挥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注重部队建设。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方针,于同年冬首倡"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下垦荒屯田,逐步做到生产自给,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南泥湾精神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一个优良传统。1941年10月,他在延安参与发起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并被选为大同盟执行委员。1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由他负责领导军事教育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他在延安期间,还集中精力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并发表许多文章,论述建立一支革命军队所必备的诸要素;不同革命形势下战略战术的转变;军事教育和作战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密切配合;军队管理和训练的原则与方法;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力戒居功自傲等,对于从政治上、理论上和实践上提高军队的素质,增强战斗力,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5年4月,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解放区战场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和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 ,并从建军原则 、兵役制度、养兵、带兵、练兵、用兵、政治工作、军队指挥等方面,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作了详细的阐述,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了正确的阐明和发挥。同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后,他同毛泽东一起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解放了华北、华中广大地区。

日本投降后,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及早占领东北战略要地;参与制定和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重大决策,并参与指挥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军进行自卫反击战。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同年10、11月,他在华北前线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作战,先后取得了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攻占坚固设防较大城市的成功先例。他总结的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在各个战场上迅速推广, 减少了后期攻取城市的伤亡 。1948年5月,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出席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濮阳地区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并视察华东野战军部分部队,作了中原会战的动员报告,及时提出加强部队团结和纪律性问题。从1948年9月到次年1月,他参与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 ,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1949年4月,他同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同时,参与组织渡江战役和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地区进军的作战,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彻底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9年11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4年9月 ,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 , 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起连续被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69年4月,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参与制定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力关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1950年10月,他参与制定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决策,亲自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干部作赴朝参战的动员。他出席1953年底召开的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参与制定军队建设的方针和决策。从50年代起,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转变,并参与领导空军、海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他十分重视部队的训练和兴办各类各级军事院校的工作,强调部队在实现现代化、正规化的过程中,不能丢掉过去的优良传统,也不能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他多次提出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意见,要求在此基础上,搞好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业,尽快地生产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50年代初期到中期,经过深刻分析国际形势,作出战略性的判断,又于1956年4月致函中共中央,认为"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能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军队数量可以缩减"。同年5月又指出,"要抓紧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打不起来的时间,尽快把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他经常深入陆海边防和军营哨所视察,了解部队的训练、执勤和生活情况。1974年,他已88岁高龄,仍亲自视察海军舰艇,并乘舰出海检阅。1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到错误的批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他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抵制和斗争。1976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1983)。(见朱德的军事思想) (陈友群 卢创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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