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1904.8.22~1997. 2.19)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军事家。原名邓希贤,曾用名邓斌。生于四川广安协兴乡牌坊村。1919年9月考入重庆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领导成员。1925年担任里昂区中共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1926年初赴苏联入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底奉命回国。1927年3月被派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做政治工作,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书记。同年6月,调中共中央机关任秘书,8月参加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1927年底至1929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29年6月,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赴南宁,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发展革命力量,准备武装起义。10月底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12月同张云逸、韦拔群、雷经天等发动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任红7军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1930年2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红8军(后并入红7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兼任红8军政治委员。之后,同李明瑞等在右江地区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级革命政权,使红军发展到7000余人,红色区域扩及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0月中共中央代表到达广西,推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指令红7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他认为以弱小红军攻打大城市无把握,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11月红7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进入白区,作战中连连受挫,伤亡很大。在危难之际,他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作出放弃攻打大城市,向中央苏区红军会合的决策。遂与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部转向江西。1931年2月红7军占领江西崇义县城后,按前委决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上海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红7军情况,总结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8月被派往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33年因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军事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和"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等,而被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撤销职务。后调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不久又调到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主编《红星》报。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年底再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到达陕北后,随军参加东征战役,后任红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他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第129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率部深入太行山区,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年2~4月,先后与刘伯承组织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并率部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于武乡县长乐村地区歼灭日军2200余人,对取得反围攻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同年7月赴冀南,指导抗日武装的整顿、扩编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发动群众挖沟破路,改造地形,推进平原游击战,建立、巩固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之后又相继建立了太岳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1939年12月~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同刘伯承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次与制造磨擦的国民党军将领谈判,晓以大义,争取共同对敌。与此同时,对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犯,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先后给予进犯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阎锡山部和朱怀冰部以歼灭性打击,初步改善了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斗争局面。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1940年4~8月,同刘伯承领导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日军控制的平汉、白晋等交通干线上广泛开展破袭战。8~12月,同刘伯承率部参加由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组织实施正太、榆辽等战役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941年,针对日军在华北推行"总力战"和"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根据地被严重蚕食的困难局面,他提出坚决反对保守退缩,强调以武装斗争为核心,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开展全面对敌斗争。之后,同刘伯承一起指导所部实行主力地方化,强化游击集团,大量组织武装工作队,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之敌后,建立隐蔽游击区,开展军事政治攻势,挫败日军对根据地的蚕食和多次残酷"扫荡"。1942年5月赴中条山地区检查指导工作,推动了该区对敌斗争的发展。9月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领导整风运动、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生产救灾,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度过敌后抗战最艰难的阶段。

1943年初,在太行分局高干会上,总结5年抗战经验,提出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为部队转入攻势作战准备了条件。8月同刘伯承指挥部队取得卫南和林南战役的胜利,收复大片国土。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太行分局合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担负起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领导的重任。组织指挥军民积极主动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伪军多次残酷"扫荡",并领导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不断扩大华北解放区。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迅速组织野战兵团,并同刘伯承指挥部队率先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犯。1945年9月发起上党战役,巧妙运用攻城、打援、追歼逃敌的战术,全歼侵入解放区腹地的阎锡山部13个师3.5万余人,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继而挥师东进,于10月下旬发起邯郸战役,采用诱敌深入、断敌退路、正面牵制、两翼迂回等战法,歼灭国民党军第30、第40军,争取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战场起义。这两个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的地位,对停战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取得了组织大兵团作战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经验。停战以后,他着力教育部队认清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提高警惕,加紧练兵备战,并从地方选调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充实部队,加强政治工作力量。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同刘伯承率主力在鲁西南、豫北地区大踏步进退,创造战机,10个月内连续组织指挥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野)金(乡)鱼(台)、豫皖边、豫北等较大规模的战役,共歼国民党军12.4万余人,为后来的战略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1947年6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决策,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经28天的激烈战斗,歼敌4个整编师共9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之后,又率部隐蔽迅速南进,跨过黄泛区,抢渡沙河、汝河、淮河,摆脱国民党军20多个旅的围追堵击,先后解放11座县城,胜利地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后与相继挺进中原的陈(赓)谢(富治)集团和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在长江、淮海、黄河、汉水之间中原战场完成战略展开,造成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的态势,迫使国民党军调动主力回援。进入大别山后,针对大兵团无后方依托和部队出现的疲惫现象,激励部队发扬为全局利益勇于牺牲的精神,英勇歼敌,多打胜仗,发动群众,克服困难,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见进军大别山)。之后与刘伯承先后组织指挥了张家店、高山铺等战斗,给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巩固和扩大大别山根据地。11月底,当蒋介石调集33个旅轮番"进剿"时,同刘伯承分兵对敌,率大部主力坚持内线作战,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以小牵大,以大击小的方针,机动歼敌,粉碎敌人大规模"进剿"。1948年3月,同刘伯承率主力出大别山区与陈毅、粟裕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集团会师中原,继续在江淮河汉之间调动和歼灭大量敌人,扩大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陷入战略被动地位。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

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任中共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同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决战。战役期间,与刘伯承、陈毅率部袭取宿县,截断津浦铁路(天津─浦口),扼敌南逃北援之要冲,提前达成对徐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接着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于双堆集地区歼灭由豫南增援之黄维兵团,对保证战役全胜起了重要作用。淮海战役歼灭和争取起义、投诚国民党军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55.5万余人。此战役,连同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坚实基础。1949年3月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4月,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起,继续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渡江战役,先后解放南京、上海、武汉及苏、皖、浙、赣等广大地区,共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11月,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与刘伯承率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执行大迂回、大包围和军事进攻、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在第一、第四野战军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宋希濂集团和胡宗南集团共约90万人,解放贵州、四川、云南、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四省,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盘踞西南,伺机卷土重来的迷梦。1950年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同贺龙等采取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剿灭大量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同时,他担负起领导解放西藏的任务,进行了十分艰巨的工作。10月,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发布进军西藏动员令,同月19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昌都,对促成西藏和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在胜利的形势下,他要求部队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反对居功索赏和享乐思想,严禁铺张浪费,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保卫和建设西南边疆。

1952年调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受不公正的批判和打击,失去一切领导职务。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整顿。明确提出由于林彪的破坏,军队建设中存在肿、散、骄、奢、惰问题,整顿军队要首先整顿领导班子,改变机构臃肿、领导软弱无力和纪律松散的状况,恢复和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同时抓编制、抓装备,筹划新的军事战略。在此期间,他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6年4月再度遭受诬陷而被撤销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同年 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同中共其他领导人一起,主持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定后的社会主要矛盾不相符合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979年2~3月,组织和指挥人民解放军云南、广西边防部队胜利地进行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保卫国家神圣领土和边境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次会议通过了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83年6月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9年春夏之交,当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及时指明性质,坚决支持中共中央的决策,迅速平息了政治风波,稳定了全国局势,使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尊严、安全得以保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继续和发展。同年11月他请求并经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随后又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1977年第二次恢复工作后,他肩负起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重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和决策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行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他在领导、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本着改革精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对军队的建设和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原则,解决了新时期军队建设上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从而逐步形成了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建设军队的思想。

他通过对新时期国际战略形势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判断, 适时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 题。 当代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 长,大仗短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把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充分利用不打仗的有利时机,加强军队的根本建设;他高度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的性质和职能问题,明确提出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更好地履行对外反侵略,对内反颠覆的根本职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建设,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永远合格,使军队永远成为国家的捍卫者,社会主义的捍卫者,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他强调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国家的经济建设上去了,国防现代化才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军队要在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的前提下行动。要在忍耐中求发展,发扬勤俭建军的优良传统;他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的奋斗目标。强调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统一整体,要全面地发展。同时指出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三化"建设应以现代化为中心,努力提高武器装备、人员素质、体制编制的现代化水平,重视对现代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他明确提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军队主要靠教育训练提高战斗力。要从实战出发进行严格的正规的系统的训练,提高部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教育训练要以干部为重点,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强调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努力培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指挥、管理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他要求军队要向精兵、合成方向发展,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实行科学编组,努力提高诸军兵种的合成水平,逐步建设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他反复强调健全条令条例,建立规章制度,完善军事法规,才能使军队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平时期军队更要从严治军,以法治军,严格按条令条例办事。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带头严格执行纪律,从自身严起,带动部队。同时要注意研究新时期部队管理的新情况,实行科学管理;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的政治工作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部队战斗力。要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和完成各项任务中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证作用;他认为军队建设必须在改革中前进。不改革,军队建设就没有出路。军队改革要搞好体制、编制的改革,以此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推动整个军队建设不断向前发展。改革既要大胆坚决、又要细心谨慎,要有利于发挥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部队稳定和统一,有利于提高战斗力。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领导全军顺利实施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并根据战争发展趋势和中国周边情况,调整确定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使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更具稳定性和针对性。理顺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指导国防工业顺利转产,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军民兼容的国防发展战略。领导全军进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实现了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初步改变了臃肿庞杂的状况,军队向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引导全军把军事训练列为军队经常性中心工作,加强和改革了教育训练,使部队的军事素质有了提高。指导全军摒弃"左"的影响,端正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保证了全军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的推动下,军队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有了新的进步,顺利实现了干部的新老交替,有力地推动了军队干部队伍建设。组织领导全军建立健全了各级法制部门,制定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服役条例》等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使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轨道。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时期的全面建设。他的重要讲话和著作收入《邓小平文选》。(见邓小平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1997年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卒年及相关文字为编者所加)。  (秦基伟《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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