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 1892.12.4~1986.10.7)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刘明昭。生于四川开县赵家场。1911年在万县参加学生军,响应辛亥革命。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研读兵书韬略。1913年8月,参加癸丑讨袁之役,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底,奉命潜回四川,组织400余人,成立川东护国军第4支队,响应护国战争。1916年3月率4支队攻取酆都(今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靖国军第9旅参谋长,攻克成都后任督军署警卫团团长。1923年在讨伐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1路前敌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曾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兵运工作。同年12月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杨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战争。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1927年4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转往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7年底赴苏联留学,开始入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为直接阅读俄文军事典籍,以顽强的毅力攻克俄文关。学习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是学院的高材生。1928年夏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军事问题补充报告。1930年夏回国,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底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被派往武汉,进行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的工作。后在上海协助周恩来举办以培训省委、特委负责干部为主的短期训练班,并主讲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期间他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后在瑞金刊印)。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11月发表《战术学、战役学与战略学》长篇译文。1933年春,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取得了歼国民党军3个师,俘1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员)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和专横作风,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调任红5军团参谋长。发表《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和《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文章,提出"向敌人的深远后方活动",为红军摆脱消极防御的困境出谋划策。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参与指挥5军团殿后,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4道封锁线。同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1月,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急进云南,亲率干部团一部抢占皎平渡,保障全军顺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队司令,与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进入大凉山时,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继而率第1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与朱德一起,在困难危险的处境中,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1937年9月率部东渡黄河,开赴太行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0月,组织所部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继而在正太路南侧,连续在马山村、七亘村、黄崖底等地给正向太原急进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前后歼敌1000余人。12月,挫败日军对太行地区的六路围攻,歼敌600余人,在晋东南站稳了脚跟。1938年2月,日军集中3万余人,向晋南发动进攻,他与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指挥部队在正太路东段包围旧关村,设伏长生口,歼灭由井陉出援旧关的一个日军加强中队。随即转师南下,指挥本部和配属作战的第115师之344旅及第5支队,袭击黎城,设伏神头岭,歼灭由潞城出援的日军共1500余人。半个月后,又在邯(郸)长(治)大道上的响堂铺布下伏兵,击毁日军汽车181辆,全歼其掩护部队。4月,日军发动九路围攻,他率所部机动灵活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后,在武乡县长乐村抓住日军一路,集中优势兵力,重创日军主力第108师,歼其2200余人,收复长治、沁县等县城18座,将敌人赶出晋东南。4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派769团、689团和5支队进入冀南和豫北地区发展游击战争,至9月底,共消灭伪军1万多人,收复了临清、高唐、临漳、滑县等20余县。同年5月起,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领导军民对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正太铁路(正定-太原)、道清铁路(道口-今博爱)进行了13次破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1939年1月,日军集中1万余人,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十一路大"扫荡"。他亲赴冀南,领导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组织指挥所部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巩固并发展了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同年8月22日,作《129师抗战第二周年的战术报告》,根据两年来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就袭击、伏击、急袭、吸打敌援等游击战术作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对提高第129师各级指挥员的战术水平和指挥能力起了重大作用。1940年3月,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指挥磁武涉林战役,歼国民党顽军朱怀冰部主力,巩固了太行抗日根据地。8、9月间,领导根据地军民参加百团大战,对正太、平汉、德石、白晋、同蒲等铁路和联结这些铁路的公路交通线进行广泛出击,共毙伤日伪军5000余人。从1937年冬到1940年,在北至沧石路、正太路,南至黄河、陇海路的广大地区,以第129师为骨干,领导创建了太行、太岳、冀南抗日根据地,连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后统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日军推行"囚笼政策",根据地被严重蚕食的情况下,提出"敌进我进"的军事斗争方针,将主力分散,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和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向敌占区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出击,在被动中取得主动,使敌后游击战争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根据地得以逐步恢复并再度发展。1943年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与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1945年9月指挥上党战役,以3.1万人的主力和5万民兵迎战国民党军正规军3.8万人,巧妙调动敌人,以少胜多,歼敌3.5万人,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10月,为粉碎国民党军打通平汉铁路抢占平津和东北的战略企图,集中主力6万人,并动员民兵10万,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滏阳河套地区发起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除争取新8军近万人起义外,共歼敌2万余人。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率部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1947年6月3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率12万大军在濮县至东阿间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经28天激战,歼敌4个整编师共9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即远离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深入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依靠人民群众,立足生根,并多次打破敌重兵围攻。9月起,所部与陈(毅)粟(裕)野战军、以及挺进豫西独立作战的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转战江淮河汉广大地区,10个月共歼敌34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开辟和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蒋介石从陕北和山东抽调10个旅回援,国民党军由重点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从而使全国战局发生了变化。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部队进行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同徐蚌地区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取得了歼敌55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49年4月,参与总前委筹划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在马当至贵池间强渡长江,前出浙赣线,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和闽北广大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向西南进军,出色地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和远距离追击的作战方针,大量歼敌。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西南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多人率部起义和投诚。进军西南作战解决国民党军10个兵团部、49个军部、133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约90万人,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3省和西康省(今分属四川和西藏)大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卷土重来的企图。12月,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和邓小平、贺龙一起,领导军民肃清匪患,恢复经济,进行土地改革,筹划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

1950年冬,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训练总监部部长,是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战略地位的领导人之一。在军事学院工作中坚持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领导了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重视合同作战的训练,校订出版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翻译的苏军《合同战术》一书。在军事学院陆续开设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系,为后来建立各兵种指挥院校和形成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奠定了基础,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高中级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曾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评。1959年后曾负责中央军委的战略研究工作。1962年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他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博采古今中外军事理论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在用兵作战中讲究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强调"计划、命令是建立于最现实的情况上的,因此一切行动都应适应现实情况。但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把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指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他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以及部队的教育训练都有丰富的论述。其军事著作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1992),构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刘伯承的军事思想)

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宋科《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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