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高无上的民族利益 克劳塞维茨

 

由于怯懦而为一个剥夺我们权力、极力虐待我们的敌对政府作战,就等于贬低自己和贬低民族。当人们被迫为他们所憎恶的一种事业去流血时,一定会难于从命,一定是极不顺畅的。一个政府如果强迫民众这样做,就等于是强迫民众走向罪恶、走向毁灭。

君王的名誉必须服从民族的利益,而对王室的维护又应该位于民族利益之上。人们就这样不停地兜圈子,玩弄辞藻。国王是本民族的代表。他所做的令人称道的事,都会使全民族在当代和后世无意中享有也许不应享有的一部分荣誉。国王未做拼死抵抗而亡国,就给他的臣民做出了以全然异样的方式而献身的恶例。可耻地亡国的国王决定了民族命运,对民族灾难负有罪责;光荣地亡国的国王能给民族增光,他的美名就是民族创伤的止痛剂。国王丧失了尊严、荣誉和自由,民族就同他一起丧失这一切,处于内部瓦解、外受压迫的状态,使它感到日暮途穷,无以自拔。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归咎于国王、政府和外部情况,并感到它轻率而过早地放弃了一切。它会日益贬低自己,抬高敌人,越来越沉没在怯懦的恐惧和屈服之中。

除去我们自己之外,得不到其他援助,唯一的救星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才智,我们的意志。

为本民族的最高利益而战斗到底的军队,必然会具备一种尽量舍弃奢侈和优裕的品质。因此,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将其与纯粹为金钱卖命的雇佣军等量齐观。

谁能保证受到胜利鼓舞和复仇心激励的起义者们在一个善战的人指挥下,不会在广大地区中的某一处控制敌军呢?这时,个别地方的灾祸就会发展成重大事件!顷刻间就可能出现起义军主宰一切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距敌人越来越远,事态发展对敌人越来越不利。敌人再也无法依靠个别人偶然事件和命运,以及会战胜利的渺茫希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原因将起主导作用,个人的才干、能力、权势如一叶孤舟在大海的惊涛骇浪中撞得粉碎。

我们可以确信,当一个民族在巨大危险逼迫下,不得不被迫放弃个人悠闲的市民生活时,它就会在一种狂热所支配而激起仇恨和报复心。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这种情况只有在宗教狂热中才可能看到。现实条件可以使人类的一切变得伟大。

第一步一经迈出,以后的步子越来越不需要外部的激励。因为一个人除了最爱他热心追求的、已经为之付出极大牺牲的东西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更为天经地义了。因此,不必担心一次不幸就会使民众一蹶不振。相反,它会更强烈地渴望报复。

民众战争就在眼前。如果你们咒骂民众战争的有害后果,那就首先咒骂逼起民众战争的那些人吧。要是你们以人类行动的法官自居,那么就不应判被压迫者有罪,因为他是弱者。你们应该主持正义。咒骂使这种灾祸成为不可避免的人。现代战争是全民对全民的战争。不是国王打国王,不是一支军队打另一支军队,而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作战,国王和军队都包括在民族之内。

贵族阶层是腐朽的,宫廷和国家的官吏是最腐朽的。他们不仅希望像其他人一样苟且偷安,不仅不具备在危险中尽职的思想,而且还以不共戴天之仇恨迫害每个不愿自暴自弃的人。如果一个人宁愿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并将继续恶化的状况中苟延残喘,而放弃任何抵抗,那又与自暴自弃有什么不同!

于是,谁要是保卫国家,还有责任心和荣誉感,不认为自己的职责只是最可耻地屈服而要保持荣誉,谁就被认为是国家的叛徒。那些不效忠尽职的国家官吏,就要憎恨他、迫害他,当众诽谤他,在国王面前进谗,并向法国公使密告!

然而,这些官吏正是民族腐朽的可悲标志,就像溃疡一样,是极易破坏、毒害和拖垮整个机体的重病的外部症状。但是我们不要考虑这些。对于那些因为心灵脆弱和心存畏惧而表现畏缩怯懦但又不是一蹶不振的人们,则要进行帮助,使他们有可能而且一定能改善生活环境。

完全缺乏自信,也不信任别人,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种社会舆论。那些懦夫、作恶之徒和不忠职守分子的长期影响,正是这种舆论的根源。在我们当中,有人用这种舆论和情绪往自己脸上贴金,似乎这种舆论和情绪出自为全民谋福利的纯洁情感,或者认为正是这种情感,才造成了我们的团结统一。对此,我要郑重的加以摈弃。

我摈弃:

把得救的希望轻率地寄托在偶然事件上;

麻木不仁地期待着未来,而感觉迟钝的人是不可能看清未来的;

幼稚地希望以自愿缴械来抑止暴君的愤怒,以卑鄙的恭顺和谄媚博取他的信任;

错误地舍弃受压制的精神力量;

不合理地怀疑我们天赋的力量;

可耻地牺牲国家和民族的一切荣誉,牺牲一切个人尊严和人类尊严。

我相信并且认定:

一个民族必须把自己生存的尊严和自由置于一切之上;

它应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其尊严和自由;

这是民族应尽的最神圣的责任,应服从的最高法律;

怯懦投降的污点是永远擦不掉的;

民族血液中的这一滴毒液遗传给子孙,会削弱和败坏后一代的力量;

荣誉只能丧失一次;

国王和政府的荣誉同民族的荣誉是一致的,是民族利益的唯一保证;

一个为自己的自由而豪迈战斗的民族,大多是不可征服的。

即使经过光荣的血战仍丧失了自由,也可以保证民族复兴,它是生命的种子,会扎下更坚实的根,长成新的树。

我对当代的后世声明并明确表示:

企图逃避危险的假聪明是最为腐败的东西,它能引起恐怖与不安。假如情况绝对不容许我们以大丈夫的勇气,换句话说以冷静但却坚定的决心和明确的意识迎接危险,那么我认为作最猛烈的绝望之战是比较明智的。

我没有在目前的恐惧气氛中忘记足以发人深省的历史事件、各世纪的明智教育、各著名民族的高尚事例;也没有受造谣惑众的报刊的欺骗而丢掉世界历史。

我没有任何私心。我敢于把自己的任何思想向全国同胞坦露。如能在为祖国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光荣战斗中成仁,将是我的莫大幸福!

 

注释: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生于马格德堡。12岁时成为普军士官生,曾参加对法作战。1803年从柏林军校毕业后,任奥古斯特亲王副官。1809年调普军总参谋部,协助总参谋长沙恩霍斯特进行军事改革。1812年赴俄参加抗法战争。1814年回归普军,任布吕歇尔军团第三军参谋长。1818年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晋升少将。1830年任炮兵第二监察部监察。曾长期潜心研究军事理论,著有军事巨著《战争论》。

本文选自《克劳塞维茨传》

 

 

【字体:  】           2010-04-19 15:49             编辑: 江西国防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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